有神论的证词

我想写内蒙古游记很久了，过去一年时间内，我来过许多次内蒙古。在这之前，我也想过先乘坐飞机到满洲里，但是“如果搭飞机抵达落基山，你只会觉得景致很美，但是如果你是经过几天辛苦的旅程，通过这一片大草原，才抵达落基山，那么你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那里仿佛是你的目标，是你的应许之地。”[1]，所以我总是开车来。我总是在国道上开着窗，伸着手感受风滑过指尖。巨大的风声让我听不清车里的音乐，而当我突然把车停到路边熄火准备拍照的时候，一切又突然无比沉寂。我在这种空旷中觉得富足，我确信这是一种来自我生命早期的感觉，但是我却没有太多可以与之类比的记忆。我出生在山里，在我记忆里存在着各种线条、形形色色的流畅或者尖锐的轮廓。夏天总是无止尽的蝉鸣，和绿色阴影间的鸟叫。而在这里，却只有漫天昏黄，只有微微的风声，远远的地平线上，偶尔点缀着密集的风车和稀疏的牛羊。我竟然在这种陌生中找到了巨大的安全感，这毫无道理，所以我开始了反复循环的内蒙探索。

蒙古包的现代性⌗

在我生活的大都市，几十年来宗教势力急转直下，遵纪守法或追求前卫表现的建筑家必须反复思考当神不存在的时候我们的居住形态[2]。两三代人间，我们的建筑风格迅速脱离了宗教符号，转而追求功能性和实用性。在我们平时生活的空间中，我们已经很难找到宗教信仰的痕迹，原本神圣符号变成了工艺品，被缺乏敬畏的唯物主义者恰好地放置在原本不合时宜的地方。

在我们大多数人所生活的地方，所有关于王权和宗教的符号都已经消解，古老的信仰不再神圣又不可僭越。如果你在商场里看到了一条龙，那往往只是为了营造氛围感而生产的哗众取宠的玩具；同样，现代的许多翻修的寺庙已经没有了这种神圣，毕竟工匠再也没有了“举头三尺即有神明”的惶恐。

现代都市的人文主义已经强调了人类中心论，导致了对宇宙、自然和“神”的异化。在现代人的生活空间里，科学成了新的宗教，为人们提供了新的信仰和解释。与此同时，我们所建造的需要服务更多的政治理论和市场经济学，来满足们日益复杂和多元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历史的残留成为了文化旅游和娱乐消费的目标。古代的庙宇、城墙和雕塑，现在更多地成为了拍照打卡的背景，它们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往往被淡化或曲解。社交媒体的崛起助推了这一现象。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当每个景点都可以通过滤镜和修图软件来“美化”并分享，真实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便容易被浅层的审美所替代。对于很多人来说，去一个地方，更多的是为了告诉他人“我到此一游”，而非真正地去感受和体验那里的文化和历史。这些古迹原本的寓意和故事，在现代人眼中，或许只是一时兴起的情调和短暂的美感，而其背后的深意很少有人去深究。这种欣赏，如同法语单词“éphémère(须臾间地快乐)”，短暂又仓促。

在内蒙古的辽阔地带，我们看到了一种与环境的共生（symbiosis）。这里的人们并不完全像都市中的现代人那样，被科技与消费文化裹挟。他们所崇尚的，往往是与土地、与祖先和传统的深厚联系。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牧民们骑马放羊，他们依靠古老的生活方式，与大自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平衡。尽管他们也沉沦于不同角度地虚无，但是这种媚俗却呈现出一种原生态的质朴与真实。与城市中刷屏的风潮和快时尚相比，他们的生活更加地道，更加真实，让人不生反感，反而觉得神秘而有趣。

“刻奇”或“Kitsch”是一个源于德语的术语，最初用于描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廉价艺术品和装饰品。它通常指的是那些为大众市场生产、被视为低俗、过分情感化或缺乏真正艺术价值的物品，而刻奇主义则是过份追求这种看起来美的食物。kitsch是对表象丑陋（如粪便）的“绝对否定”；kitsch是“把人类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视野之外”[3].而它在孤零零的草原之中，不被任何远在他乡地人知晓，高傲又神气。但是，如果它出现在北京呢？会不会又是一个被都市人群热烈讨论、追捧的新地标，成为网络红点、文化旅游的新焦点，被各大媒体报道，成为城市中又一个消费的热门打卡点呢？对于他们而言，社交媒体不再是生活的全部，真实的人际交往、家族的纽带、以及与自然的和解更为重要。每一天的日出和日落，每一个季节的变迁，都与他们的生计息息相关。我们常常为了追求更快、更好、更多而不断地努力，但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们却告诉我，有时简单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幸福。牛羊马群不为社交媒体上的点赞和评论所驱使，而是真实地生活在每一个当下，并不汲取每一滴露水每一寸阳光。你有多久没去体验这种真实了？在你生活的世界，是不是一切休闲都有明码标价的成本，因为一旦你的时间不用来学习/工作，就会被淘汰，就会亏损本来应工作而赚到的时薪。用更一阵见血的话来说，“理想的生活一直挂在树梢，是一根香蕉或者是一片云彩，勤奋的工作只会让理想中的生活变得更贵，而不是更近。”[4]。

而身在其中的我只能感叹，在内蒙，建筑的形态学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不像内地的功能主义那样追求纯粹的实用性。在距离北京三四百公里的地方，还有着许多高于人类观念的存在。

气候与宿命论（Determinism）⌗

在内蒙古这片大地上，极端的气候是一个无情的导演，主宰着其居民的生活舞步和节奏。我开始怀疑居住在这草原上的人们是否还坚信宿命。在《猎魔人》[6]的宇宙中，“意外律（Law of Surprise）”被视为与人类同样古老的习俗，历史上多次被提及。它规定，一个被另一个人拯救的人应该给予他们一个恩惠，而这个恩惠的性质往往是双方都不知道的。例如，救命恩人可能会要求获取“当你回家时，第一个迎接你的东西”，或者“你在家中发现但没预料到的东西”。违背意外律法往往有惨痛的代价，《猎魔人》中提到了Zivelina如何在一个名为Rumplestelt的侏儒的帮助下成为Metinna王国的女王，但她拒绝支付他所要求的代价：她的第一个孩子。当然，与魔法生物违背诺言永远都不是一个好主意，不久之后，女王和孩子都因瘟疫而死。

我每次去内蒙，似乎都会遭遇不同的天气，即使是在现代工业科技（车）和足量微信余额的襁褓之下，依然觉得顺畅前行有些艰难。我望着这些旷野上孤零零的蒙古包，畅想一种周围几十公里没有其他建筑物的生活：在时间的长河中，自这片土地被创造以来，所有的微粒都在遵循一种无法预测、却又不可改变的因果律。在实验室里，我们称之为物理学，但是在这一望无际的黄绿之上呢？住在蒙古包里的人们，是否真的认为自己是命运的主宰，还是被置于某种超然的宇宙逻辑中，由风雨、地貌和周遭的草木牛羊选择所决定？我曾经跟室友开玩笑说，难怪过去这么久时间里他们都对中原虎视眈眈，如果你是内蒙人，有幸去过一次长安，见到那种富饶和繁华，估计你也想打过去。毕竟我的家乡风调雨顺，自然并不是需要克服的对象，而是应当敬畏、崇拜、祭祀的对象[2]。

内蒙的生活，显得有机与自然的流动相协调，而不是被工程化的刚性设计所束缚。这与现代社会的理性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常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神”的隔离。在内地，我们生活在后现代的阶段，一个标志着对传统宗教信仰和价值的怀疑。但内蒙古，虽然也受到了现代化的冲击，似乎还保留着一种原初性（primitivism），他们的生活与信仰更加原生态。内蒙古人与“神”的关系似乎体现了某种直观主义。他们不通过文字或仪式来寻找“神”，而是直接通过与大自然的互动。这与我们内地人的逻辑实证主义方式形成对比，后者强调经验和逻辑来确定真理。内蒙古提供了一个对二元对立的超越，它让我们思考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人与“神”之间找到真正的平衡。对于熟悉社会规则的我们而言，宿命更为古老，更为原始。人要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才能感叹“命由天定，运由己生”？

而每一个穿梭在内蒙狡黠天气中的外乡人，此刻都成为了自由意志的幽灵。

摄影语言的腐败⌗

张维迎在其所著《理念的力量》定义了语言腐败。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7]。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文学的力量在式微，语言作为文学的媒介，其权威也逐渐被侵蚀。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新闻、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平台成为了信息传播的主流，而在这些平台上，简短、直白、甚至极端的语言往往更容易获得关注。

著名艺术家约翰萨考夫斯基有次在晚宴上解释道，如果你遇到一个喜欢的苹果品种，复制它的唯一方法，就是把结出它的树枝嫁接到另一株现成的树上。相反，如果你种下你所钟意苹果的种子，从这个种子长出的树所结的果实会是大自然的造化，通常是难以食用的灾难，但——极少数情况下——它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新品种[8]。

我坚信照片只是摄影艺术的媒介，真正的摄影艺术会承载观念，是关于视觉叙述与情感深度的表达。然而，与文学的语言腐败相似，我们也看到了摄影语言的腐败。在数字时代，摄影被滥用，成为快餐文化的代名词，瞬间的快速捕捉与分享，往往取代了对深度和内涵的追求。社交媒体和各种摄影平台的兴起使得摄影艺术被高度商业化。照片不再是为了表达或传达某种情感，而是为了追求更多的“点赞”和“关注”。这种现象导致了一种浅薄化的摄影语言，重视表面而忽视深度，重视瞬间而忽视故事。

约翰萨考夫斯基的苹果比喻恰恰可以用来描述当代摄影的困境。当我们只追求表面上的美丽和完美，而忽视了摄影背后的故事和情感，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一张空洞、无足轻重的照片。但当我们愿意深入挖掘，，尝试从新的角度来捕捉这个世界，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震撼人心的作品。照片永远只是媒介，一种只是新颖但并不特殊的艺术语言，而深刻的观念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语言传播。

我既然尝试怀着如此虔诚的心情去探索内蒙，又观察得如此仔细，那么，我在内蒙古遇到神了吗？原本到这里开始，我就要展示我拍摄的照片了。但是命运的意外律（Law of Surprise）在我身上奇妙地上演了，我必须开始把故事分成前后两段，才能回答这个问题。